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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019-01-25 18:33:26

晋武帝太康九年(公元288年),岁次戊申。此时距三国归晋已经过去了八年,天下似乎也真的太平了起来。看着帝都洛阳建春门(也就是上东门)内外的一片繁华,有谁会否认,好日子已经到来了呢?

建春门是洛阳的东北门,也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标性建筑。如果说帝都洛阳代表了那个时代文明所达到的最高成就,那建春门则完全有资格代表着洛阳。建春门内是繁华如梦的街市,门外有着运河码头,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遥远的天竺、大秦的货物也都在这地方卸下,之后再进入千家万户。而再远之处则是一片墓地,乃是一个人最后的归宿。

但是在那个镀金时代,即使是死亡来说也是不平等的,成功人士,比如那些生前在京师“甲第连云”的食利者们,死后也要归葬于洛阳城北的邙山之下,和古代的伟人们为伴。而那里的墓地也必然是“松柏夹路”,而不是寻常人的黄土一堆。建春门把喧嚣的商埠和寂寞的坟墓紧紧联系在一起,似乎也在暗示着世人——个人的成功当然要有拼搏和努力,但也有考虑到“历史的行程”——也就是命运。

就在这一年,一个平常的日子,当朝宰相王衍的车骑扈从由建春门缓缓经过。偎在着牛车中的王衍突然发现,城门旁有一个少年,大概十三四岁,高鼻深目,显然不是汉人,正在倚着城门吹口哨……据说王衍听出那声音不同于常人,有一种令他感到不详的预兆。这时候一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王衍似乎意识到这个胡人少年,也就是“胡雏”,将来绝不是个简单人物,甚至觉得这个小孩以后可能会成为天下的祸害。于是走了没有多远,他就吩咐手下的士卒把这孩子“安排”了。

领命的士卒急忙赶回建春门,但那个少年已经离去,与杀身之祸擦肩而过。而王衍则恢复了他往常的“淡泊”样子——没有继续追究到底。

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那么日后的事实将证明,王衍的这次预测是十分准确的,他也会为自己没有继续的追究下去而后悔。

那个倚啸上东门的少年是羯人,有一个古怪的名字“㔨勒”,后来更是有一个震撼了历史的名字——石勒。

一个凯特人少年,也许当年的王衍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张面孔。

羯人属于南匈奴十九种之一的“羌渠”部落。 而所谓的羌渠又是何许人也?近代的学者也诸说纷纭。有羌人与匈奴混血、呼揭国,小月氏等各种说法。也有人认为现在南西伯利亚的凯特人就是羯人末裔。

更有人通过石勒的本名“㔨勒”来推测羯人的族属。比如有人认为这个“㔨勒”其实是一个头衔,其实就是后来突厥帝国对贵族的称呼“伯克”,而在唐朝的文献中这个词通常会被写作“㔨”。这个词其实就是“贝伊(Bey)”也就是突厥语中“首领”或“酋长”之意,后来Bey逐渐已失去了政治上的意义,变成了对成年男性的尊称,我们熟知的“巴依老爷”便是如此。

当然,也有人推测这个“贝勒”词就是后来满洲语中的“贝勒”,从而认为羯人是通古斯人。

而研究南北朝最有权威的谭其骧先生和王仲荦先生则比较肯定的认为羌渠即西域的“康居”。康居是西域古国,其东为乌孙、西为阿兰、南为安息帝国、大月氏和大宛,大概位置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一代。是个半农耕半游牧的联邦国家。南部的康居是粟特人的城邦,主要经营商业和农业;而北部则是游牧区,男孩长大后大多去给西域的王子们当雇佣兵。虽然前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康居号称拥有人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但还是要“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给周边的强国当附庸。再加上康居人善于经商走动,所以在匈奴地区就有了不少康居人的聚落,并逐渐的有了自己的领袖和亚文化圈子。

前汉后期,匈奴内讧,南北分裂,南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率领下归顺汉朝,内附中原,定居于并州,做了中原王朝的二等公民。其中的康居人则被安置到了上党郡武乡县一带,因为当时汉人称这些贫弱的外来户为羯人,所以他们生活的地方也被叫做羯室。

注意这个“羯” 绝不是凭空称呼上的。所谓的“羯”,其实就是当时人们对康居雇佣兵的称呼。甚至到了大唐那会儿,中原人还称那些来自康居的雇佣兵为“赭羯”、“柘羯”。所谓“赭羯”和“柘羯”实际上是同音异义,在当时专指这些康居人出身的“雇佣兵”。根据芮传明先生的研究,“柘羯”的突厥语发音与奥斯曼帝国禁卫军右翼皇家骑兵一致,而此时已经距离羯人定居并州已经过了千年。由此可见,“柘羯”实质上是部分突厥语族对于骑士的称呼。当南匈奴内附时“柘羯”也随之而来,后来中原人在称呼省掉了一个“柘”字,单称一个“羯”字。

到了魏晋之际这些羯人早已经不是游牧民族和流浪骑士,二百年的定居生活使他们逐渐成为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农民和游走四方的农民工、小商贩。而“㔨勒”,或者说石勒,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就像所有日后的“大人物”们一样,石勒出生的时候也充满了奇异的征兆。比如屋中赤光满室、庭中白气自天、四周的树木形状大多像骑兵,而石勒家花圃中种的人参也“花叶甚茂,悉成人状”。童年的石勒,就像“砍倒樱桃树”或者是“这个办法真好”这类传说中的主人公一样,表现的“志度非常,其终不可量也”。

石勒是羯人中的“贵族”,他的祖父耶奕于、父亲周曷朱,都是羯人里的“小帅”。但是此时的南匈奴已经彻底没落,即使是单于子弟也只有在帝都洛阳靠着权贵的残羹冷饭才能过活。所以一个区区的“别部小帅”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生活质量了。石勒每日只是靠种几亩薄田和给人打工糊口,生活充满了最常见的艰辛——为了争夺沤麻的水池和邻居大打出手;因为过于劳累,他在耕地的时候多次累的头昏耳鸣……总之,直到娶妻生子,也只是个贫苦的青年农民。出生时的“赤光白气”、“草木皆有铁骑之象”也似乎对改变他的命运没有任何帮助。唯一的特别之处是石勒有着出众的相貌和惊人的武艺,但是,在一个既不是盛世也不是乱世的时代,对于像他这样的穷人来说,“个人魅力”也只不过是生活中的“鸡肋”。

此时的西晋一统天下的辉煌成了昙花一现,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将短暂的“盛世”打了个粉碎。到了晋惠帝太安年间,一场地域性的饥荒又将石勒折腾的家破人散,连自己也被并州刺史司马腾当做奴隶送到了冀州人市。

被买来买去的石勒最终被卖给茌平(今山东茌平县)一个叫师欢的人家。这一次,石勒出众的相貌和体魄给他带来了好运,主人深感他与众不同,于是就把他解放了。石勒也重新浪迹四方,为人作佣工。

这样没技术打工的结果是他又一次乱军捉住,并准备再次卖为奴隶。万幸的是在看押期间一群鹿从旁边跑过,军士立刻都跑去猎鹿,石勒和其他的奴隶们乘机逃走。可叹百姓在动荡岁月之中命如草芥,而羯人这种二等公民更是只因为族属,便被视为“非我族类”,动辄被捉来捉去,与家畜没有什么区别。

走投无路之下,石勒带领着一起逃出来的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个奴隶落草为寇,这些“弟兄”不仅和他一样,都是被掳为奴隶的穷苦百姓,而且从姓名上看,不少人很可能也是来自外族。到后来队伍又扩大,增加了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一共十八人,这些人都是武艺超群的骑士,所以就盗来了马匹来装备自己,号称“十八骑”。而此时的石勒背后也开始有了一个金主,此人叫做汲桑,不仅一名管理国营军马场的“牧主”,更是一个勇猛而野性的年轻人。汲桑向石勒这些“劫匪”提供庇护,十八骑则四处抢劫,抢来的财物就和汲桑分赃。

这种事情在那个时代屡见不鲜,比如同时期以富有著称的卫尉石崇,就是靠着担任地方官时劫掠来往的商人才完成了“血淋淋的原始积累”。因此,石勒应该绝不会意识到,他正在开启后世穷人们最狂野的逆袭之路“结义~啸聚~造反~建立新政权”。这种路径在此后的一千多年周而往复,被称为“流寇”,成为了改变历史行程的重要原因。

 

“自古英雄出少年”一个动荡的时代就更是如此。相比之下石勒三十岁出道已经是大器晚成了。

永兴二年(305BC),成都王司马颖旧将公师藩起兵攻打东海王司马越。石勒和汲桑纠合数百人,前去投奔,据说石勒这个名字便是稍后由公师藩所起。不过,这次运气不太好,公师藩起兵后不久就被暂时属于东海王司马越一派的兖州刺史苟晞袭杀。好在此时天下早已经大乱,而在公师藩部下的经历也让汲桑和石勒这些人开了眼界,决定换个活法。

晋怀帝永嘉元年(307BC),在回乡招揽更多的部曲之后,汲桑举旗反晋,自称大将军,以石勒为扫虏将军,四处攻打郡县,甚至一度攻占大都会邺城,并杀死了晋新蔡王,他也就是曾经将石勒略卖奴的那个并州刺史司马腾。

不久汲桑战死,石勒率领部下投奔了南匈奴单于汉主刘渊。当时刘渊拥兵十万人,并且已经称王开国,石勒于“群雄”之中能够选择刘渊,与其说是英明远见,不如说只是出于“趣市朝者”的人之常情。而刘渊也正是用人之际。看到石勒确有大将之才,于是任他为辅汉将军、平晋王,意思就是要他辅佐汉朝中兴,灭亡晋朝。

时间到了永嘉五年三月,因为大权独揽而沦为众矢之的的东海王司马越抑郁而终。太尉王衍率领部下十万大军送司马越的灵柩归葬其封国东海。这时刘渊也已经死去,新的匈奴汉主也换上了谋朝篡位且与石勒不和的刘聪。

于是石勒便带领三万人马一直在外游荡,想找一块儿根据地落脚。结果和王衍率领的晋军在苦县(今鹿邑县)宁平城不期而遇。石勒号令骑兵围攻,王衍惊慌失措,根本无法指挥。于是这一仗的结果就像《权力的游戏》中“私生子之战”史塔克家族和谷地联军团灭波顿家族一样,已经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次屠杀……史书记载,晋军“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而以太尉王衍为首的东海王系晋朝公卿诸侯全部成了俘虏。

 

大多数一场屠杀式歼灭战的根本成因就是被屠杀的一方大多毫无准备。

王衍再次见到了石勒。但这一次的场景和二十三年前完全不同。而且,王衍肯定不会知道眼前这个纵横天下的野蛮人石勒就是那个当初倚着建春门吹口哨的“胡雏”。但是石勒却清楚的记得自己当年曾经与王衍的那次巧遇。由于他长期的生活在底层,远离政治,所以在石勒眼中王衍仍旧是一位“贤相”。故而石勒对王衍以礼相待,两人开始了这一生唯一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那一次两个人应该谈论很多,应该是石勒向王衍提到了当年的一面之缘。可是,王衍却走的太远,太自信了。在石勒向他请教晋朝政治秘闻时,王衍侃侃而谈,叙说晋朝一败涂地的各种原因,不断的强调自己从来不想从政、天下大乱的责任也不在自身。并且王衍此时已经认为自己是石勒的“朋友”,并开始为石勒规划未来的星辰大海——鼓动石勒称帝。

也许王衍每说一句,石勒的心就往下沉一下,因为他在经过面对面的长谈之后,他发现这位年高德劭的名士,在本质上仍旧和所有的食利者一样毫无区别,都是贪婪而傲慢的。石勒终于明白,自己和王衍之间,永远隔着一座断崖般高耸的建春门。这道隔阂之内是就是繁华如梦的洛阳帝都,就是那个让少年时代的自己曾经为之激动、惆怅的存在。这座大城真正的名字其实叫做“文明”。是任何人都会为之向往的所在,来自高句丽、天竺、波斯甚至罗马的外族人都不禁拜服在这座大城的阴影之下,连粗鲁不文的野人也都渴望得到文明的接纳,而操控权力的王衍之流却将这座大城和所代表的文明,视作不容任何人染指的禁脔。

更残酷的现实是,如果不是文明已经被王衍之流手中的权力逐渐的谋杀,像石勒这样的人连贴近文明的机会都不会有,在他的前面有“王衍”、有“东海王越”、有“公师藩”、有汲桑,哪怕是同为“异族”的“刘渊”,也比他的距离更近。

觉悟后的石勒向王衍质问道:“你少年时期便被朝廷重用,如今名满天下,身居三公高位,怎能说无意于权力?制造这个无道的天下,正是你们的罪恶。”于是就把王衍请了出去。事后石勒对他的参谋孔苌说到:“我一生阅人无数,但是,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石勒终于明白,他和王衍这些人之间无论有多少个循环,与生俱来的命运决定了他们彼此之间也不会有着哪怕是一丁点的羁绊。所以,石勒决定结束这个循环。

当天夜晚,石勒下令处决王衍和俘获的晋朝公卿四十余人,处决的方式很奇特,是将俘虏囚禁在一间屋子里,之后令麾下的士兵推墙把这些人压死。

同时,石勒也埋葬了过去的自己,从此的他,已不再是仰望着建春门的奴隶,而成了一位手握权力,俯视着文明的君王。

焦作后赵大佛。有一种荒谬的说法,声称羯人是犹太人——那他们又是如何抛弃了摩西十诫,皈依了佛教和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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